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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资本市场经过20余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积累了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如过度强调融资，忽视资本市场资源最佳配置的基本功能，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较弱；重审批、轻监管，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审核标准过高，投资者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暴富效应”加剧社会分化，民营上市公司治理存在隐患等等。这些矛盾和问题不仅严重威胁着资本市场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也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我们认为，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实推进我国资本市场的改革：

　　我国资本市场设立的初衷是为国企改革和脱困服务，现在又强调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服务，这种过于注重融资功能而忽视投资功能的现象，导致二级市场投资者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难以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应大力采取措施，推动具有科技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能力的优质企业上市；在设定股票发行价格时，应为二级市场预留获利空间；在公司上市后，应强制推动稳健分红，使投资者能够安心长期持股；同时加强监管力度，执行严格的退出机制，从而引导社会资金投向优质企业，真正实现资源最佳配置这一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

　　投资者是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根基，但是当前对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权益保护远不到位。要严惩造假上市、基金老鼠仓等严重侵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切实保证投资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扩大股东类别表决的范围，进一步推进累积投票制，加强中小投资者的话语权；探索和发展股东代表诉讼、集团诉讼、投资者保护基金代位诉讼等诉讼形式，丰富和加强投资者的维权工具；发展和完善退市制度时，应优先保护投资者利益；加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确保将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投资者。

　　监管部门承担过多的审批职能，不仅会导致严重的审批寻租，而且会使监管部门与市场有着千丝万缕的隐秘联系，严重影响监管和惩戒犯罪的职能。因此，证监会作为监管者，应当将审批职能逐步取消或向交易所、证券业协会等组织转移，把主要精力放在监管市场各方主体、交易所和中介机构上，集中力量加强监管、稽查、处罚部门建设，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同时，应严格限制政商之间的无序流动，堵塞和减少监管部门和市场之间的灰色交易、套利的通道，切实保证市场的公开、公平和公正。

　　监管部门应主要从政策制定及监管层面进行宏观调控，稳妥探索将IPO上市企业的实质审核向以信息披露为核心、保荐人负责为本的审核制度转变；简化发行审核标准，通过增加供给量，扩大企业上市规模来调节发行价格，让发行上市不再成为稀缺资源，从而使市场化的询价范围达到合理；加大承销商和保荐人的责任，同时切断其和拟上市企业在超募资金中获取超额利润以及券商相关直投业务绑定的利益链。

　　通过更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设计来解决不同层次的企业融资需求，在现实审核中严格尊循相应板块的低门槛制度，努力为更多的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创造公平的IPO融资上市机会。此外，也可对照国家其它部委设定的标准，进一步结合不同行业的实际、按不同行业细化上市标准，分门别类设定不同的条件，使各行业的优质中小企业都有机会上市，特别是对新型业态的企业要大力鼓励。

　　减少和取消资本市场存在的过度激励资本的政策措施，如一些地方出台的针对大小非减持的优惠税收政策、针对金融高管提供住房和实行执法优待等；限制过度股权激励，并进一步延长大小非和上市公司高管所获股份的锁定期限；进一步规范PE、VC的突击入股行为，切断券商直投中存在的黑色利益链；严格限制上市公司尤其是效益不佳公司的高管和国有控股企业高管的过高薪酬；通过征收资本利得税等手段，抑制资本市场的“暴富”效应和“劫贫济富”的行为。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有关规定和证监会发行审核现行做法，实际股东人数超过200人的拟上市公司必须进行股东清理，既妨碍共同富裕和中产阶级的壮大，同时也限制了大量股东超过200人的优秀企业的上市。建议修改相关规定，鼓励全员持股、实现劳资双方共同富裕的企业上市融资，弱化目前我国股市存在的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过高、企业上市后少数人暴富的现象。

　　成熟资本市场的公司治理，一般是建立在股权高度分散的基础上的。随着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日益增多，应针对其特点出台切实措施，实行股权适度分散，形成互相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如对于新上市的公司尤其是创业板和中小板，限制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投票权，并广泛推广类别表决机制；进一步完善独董、董秘等专业人才的素质要求和考核机制，使其有效起到制衡作用；对上市公司出现的治理隐患，应及时进行辅导、劝诫、整改和处罚，避免企业出现大规模的系统性风险；加强对上市公司创始股东、实际控制人、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和辅导，使民营资本成为有信仰和有责任的资本。